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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两百三十章 段文振遗策（第1页）

东征期间，兵部尚书、北平侯段文振兼领左候卫大将军，率部出南苏道攻打高句丽，途中病重，自知不久于人世，乃上表皇帝，认为高句丽人阴险狡诈，必以投降议和等诸多手段阻碍远征军的攻击进程，告诫皇帝切莫上当受骗，坚决不与高句丽人谈判，坚决不接受他们的投降，务必以摧毁高句丽之威来震慑北方诸虏。

段文振献策，今春雨水连绵，即将成灾，为确保大军能在预定时间内渡过辽水展开攻击，务必督军急进，不可迟延。渡过辽水后，更要严令诸军星驰速发，水陆俱进，出敌不意，直杀平壤，如此则攻敌不备，必能一鼓而下。平壤是高句丽人的首府，是高句丽人的根本，只要攻克了平壤，也就摧毁了高句丽的人的斗志，失去了信心和勇气的高句丽人无法负隅顽抗，那么高句丽的其余城池也就不攻自破。如果我远征军未能以最快速度攻克平壤，则必然受阻于远东雨季，攻击难度会大大增加，粮草辎重的供应也异常艰难，到那时前有高句丽人据城坚守，重兵阻击，后有鞍羯人偷袭骚扰，阻截粮道，则远征必将陷入困境。

东征关系到国祚根本，关系到中土命运，倾尽了国力，为防止出现意外，必须速战速决，一战而定，为此段文振恳求皇帝和中枢，不要犹豫，不要迟疑，一鼓作气，直杀平壤，舍此以外，别无上策。

然而，皇帝和中枢没有采纳段文振的遗策。

段文振是齐鲁人，隶属山东贵族集团，无论在北周朝还是在本朝，都饱受关陇人的遏制。但他文武于略，有真本事，尤其在命运的关键时刻都做出了正确选择。在北周朝，他是第一权臣大冢宰宇文护的亲信。先帝崛起初期，尉迟炯等权臣举兵相击，段文振支持先帝，结果为先帝所器重。统一大战结束后，时为晋王的今上镇戍江左，段文振以司马一职辅佐今上，从此忠诚于今上，为今上夺取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今上登基后，以段文振为兵部尚书，委以重任

兵部主要主掌军事行政权，兵部最高长官做为中枢宰执之一，参与军事决策。十二卫府的大将军拥有统兵权，战时在皇帝授权下拥有军事指挥权，也参与军事决策。诸如东征这种重大国事的决策，仅靠军方决策远远不够，中枢其他核心成员，比如内史令（内史胜长官）、纳言丨下省长官）、尚书台长官及尚书六部长官等等都要参与决策，但具体到东征这一仗怎么打，却是军方决策，参与决策的有皇帝，有尚书台长官和尚书兵部长官，还有十二卫府大将军

段文振做为本朝兵部尚书，虽然位高权重，但在军事决策中，也仅仅只有一票。当然了，如果他在军方是威名显赫的名将，功勋累累，德高望重，且权势庞大，门生弟子遍布军中，比如当初出任尚书令的越国公杨素，那么他绝对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军事决策，但可惜的是，段文振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无法比肩越国公杨素，即便皇帝信任他，即便皇帝相信他的决策是最好的，亦无法帮助他在军事决策中做到一言九鼎。

军方的复杂程度不一定超过政界，但因为军队的特殊性，它的集团利益更为严重，虎狼成群，实力强悍，很多时候即便是皇帝，面对这群杀气腾腾死守自己“地盘”的虎狼，亦倍感棘手甚至一筹莫展，所以军事决策的拟制难度非常大，尤其东征牵扯的利益太大了，众多军方势力为了争夺利益不惜大打出手，激烈厮杀，就算是高高在上的皇帝，迫于军方势力之间的合纵连横，在决策拟制中也不得不妥协让步。

东征这一仗怎么打才能实现中土的战略意图，从历史上中土人与高句丽人的多次交锋来看，无非两个策略，一是威慑，以对实力迫使敌人投降，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利益，这有成功的范例，外交手段多于战争手段;其次是攻击，以血腥杀戮彻底摧毁敌人，比如西征，最后就演变成了开疆拓土，战争手段代替了外交手段。

若是以外交手段为主，以战争手段为辅，实现了东征的战略意图，那最大功劳就不是军方的，军方利益受损;反之，若以战争为主，以开疆拓土为最终目的，那在实现东征战略意图的同时，军方也获得了最大利益，这是军方最为乐见的，但为政界大佬们所抵制，尤其持激进改革立场的大佬们，为最大程度削弱军方对改革的影响，始终是不遗余力地遏制和打击军方，此次又岂能让军方借东征之利而咸鱼翻身？

然而，如果外交手段难以实现东征的战略意图，那么就必须动用武力。若东征以战争手段为主，又要采取何种战术？

段文振拿出的计策是“斩首”，飞行千里，直杀平壤，一战而定。从历史上来看，中土人与北方游牧诸虏的作战方式就是如此，一击千里，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。我杀光了你的人和马，你还打什么打？之所以运用这一战术，就是因为战场距离太过遥远，粮草运输不便，只能以战养战，只能一击千里，但这一战术的风险极大，它本质上是孤军深入，没有后援，没有粮草接济，稍有不慎便会陷入对手的“诱敌深入”之计而全军覆没。

但此次东征，对于发起者，对于皇帝和以改革派为核心的中枢来说，政治目的大于军事意图，名义上是摧毁高句丽，是建立和完善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，实际上则是以无上武功来加强皇帝和中枢的权威，以强悍的权威来打击和削弱保守派，加速改革进程，所以东征只能赢不能输。皇帝和中枢迫于这一政治背景，迫于东征必须胜利，那么在东征的军事策略上就必然以“稳妥”为主旨，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确保不出现任何意外。

开皇末年先帝曾征伐高句丽，水师因风暴而葬身大海，陆路大军因粮草不继而延误战机，不得不撤，远征军尚未进入高句丽便以失败而告终。这次东征吸取了教训丨做足了准备工作，倾尽了国力，其根本意图就是要确保胜利。因为要确保胜利，军事策略上就必然求稳，既然一心求稳，那么段文振的“斩首”战术当然不会得到皇帝和中枢的认同。既然皇帝和以改革派为核心的中枢都不能认同段文振的策略，那么可想而知，在博弈空前激烈的军事决策的拟制过程中，段文振的这一风险极大的策略理所当然被否决了。

段文振的策略被否决了，人也随之离开了中枢，这从段文振以左候卫大将军的身份到前线统军就能看出来。他是兵部尚书，是决策层的核心成员之一，无论是国事决策还是军事决策，他的意见都非常重要，但是，皇帝和中枢为了确保东征期间，决策层以一个“声音”说话，把他暂时“驱逐”了。

段文振显然很固执，坚持己见，甚至在临终表奏中都没有动摇和放弃自己的主见。段文振宁折不弯的性格，或许也是他被皇帝和中枢临时“逐出”决策层的重要原因之一，他的存在肯定会增加决策层的矛盾和冲突，这显然不利于东征。

然而，战争的进程却如段文振所料，从强渡辽水开始，远征军就事事不顺，厄运连连，尤其十二大卫府大将军之一，皇帝在军方的绝对亲信，江左名将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战死辽水，更是给此次东征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麦铁杖的死，源于浮桥的搭建工作非常不顺利，而浮桥之所以搭建受阻，则源于辽水暴涨，而辽水暴涨是因为春雨连绵成灾。段文振在遗策中已经预料到辽水要暴涨，攻击难度会增加，所以他告诫皇帝，行军速度一定要快，渡河时间越早对远征军就越有利，但各路大军的行军速度快慢不一，错过了最佳的渡河时机，以致于东征初战不利。辽水是顺利渡过去了，远征军的士气却因为麦铁杖的死而遭到了迎头一击。

接下来更糟糕，一座辽东城，两个多月都没打下来，彻底延误了战争进程

远征军之所以迟迟未能攻克辽东城，首当其冲就是决策上的错误。决策层总是试图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，总是打算以强大武力来迫使高句丽人无条件投降，总是没有以战争手段来实现东征战略意图的决心。高句丽人的确害怕了，要投降，使者纷至沓来，天天谈判，天天议和，然后谈判破裂，远征军再打，然后再谈判，如此反复，结果时间耽误了，远征军士气低迷了，城池当然打不下来。

决策层的这种做法，让远征军的将士们都知道皇帝和中枢在虚张声势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以武力摧毁高句丽人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东征即便胜利了，也是决策层的外交手段运用得好，功劳主要是政界大佬们的，他们吃肉，军方最多喝点汤。可想而知，这对远征军将士们的士气打击有多大。

战局的发展又被段文振说中了。高句丽人阴险狡诈，以投降谈判来拖延时间，皇帝和中枢中计了，虽然六月十一日皇帝在辽东城南战场上怒气冲天，把军方统帅们骂得狗血淋头，但军方统帅们同样在心里也把皇帝和中枢骂得狗血淋头。这是你决策错误，与我军方无关，如果你当初决心以武力摧毁高句丽人，渡过辽水后坚决拒绝高句丽人的投降谈判，一路攻城拔寨，直杀平壤，何以会陷入今天的被动局面？现在雨季来了，高句丽境内的大小河流即将暴涨，远征军能够实施攻击的时间所剩无几，除非出现奇迹，否则从军事角度来说，今年攻克平壤灭亡高句丽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，只有等待来年了。

皇帝和中枢迅速做出了新的决策，拒绝高句丽人的投降，坚决以武力摧毁高句丽。

皇帝和中枢命令军方马上根据这一决策，拟制出新的攻击策略，要求军方必须在冬天来临前攻克平壤，灭亡高句丽，赢得东征的胜利。

决策层态度的转变，是军方愿意看到的，这符合军方的利益，但决策层态度的转变力度太大，由之前的一味求稳，转为现在的行险一搏，让军方倍感不安。

在商讨攻击策略的过程中，尚书右丞刘士龙，兵部侍郎斛斯政、明雅等中枢官员，理所当然服从皇帝和中枢的决策，决意在冬天来临前结束战争，如此一来段文振一击千里的“斩首”遗策，就成为首选之计，但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、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、左候卫将军赵孝才、左武卫将军崔弘升等一大帮军方大佬持反对意见，因为当前战局已不具备实施段文振遗策的条件，如果不顾实际，非要实施这一计策，必有败北之危，所以现在“求稳”的反而是军方。

于仲文等统帅建议，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先攻克辽东城，再在雨季结束后攻克高句丽中部重镇乌骨城，然后在冬天来临前陈兵鸭绿水。此计的好处显而易见，陈兵鸭绿水，可确保来年春天远征军以对优势拿下平壤，而高句丽人在亡国重压和财赋穷竭的双重打击下有可能无条件投降，如此一来，如果因为东征时间延长导致国内政治危机日益严重，皇帝和中枢亦可接受高句丽人的投降，政界大佬和军方大佬平分东征之功，大家凯旋而归，皆大欢喜。

但此时此刻，皇帝和以改革派为核心的中枢，已经从东都政局和国内局势的变化中看到了危机。如果东征拖延到明年，东征战场必将完全受制于国内财赋和国内政局，不论财赋难以为继还是政局动荡，都将给东征以致命一击，所以东征今年必须结束，必须速战速决，远征军必须在攻击策略上冒险一些，哪怕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也是值得的。

关键时刻，支持皇帝和中枢，或者不敢也不愿得罪皇帝和中枢，在军方持中立立场的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、右武卫大将军李景、右候卫大将军卫文升、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等军方统帅，反复权衡了利弊，又综合考虑了战局之后，决定“变通”一下，先杀到平壤，与来护儿和周法尚的水师会合，联手攻打平壤，绝对遵从和执行皇帝与中枢的决策，但攻击时间肯定不够了，粮草辎重肯定也供应不上，到那时皇帝和中枢也只有下令撤退，退守鸭绿水，如此也就达到了军方的意图。

于是，段文振的遗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执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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