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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28章（第2页）

服务员点了一下头，下去了。

毛启明低声道：“菜单上没价格，这得多少钱啊？”

“平均一道菜20块左右吧。”杨锐说的是外汇券，也就是10美元的价格，妥妥的宰掉老外的汇率幸福感。

王亚平默默一算，7个菜不加茶水，这就是140元外汇券，等于70美元，或者六七百元人民币。

按照大学生毕业四五十元的收入来说，这一顿饭就要吃掉一个普通人一年的薪水。

这么多钱，杨锐要是直接塞给王亚平，他是肯定不敢要的，但换成一餐美食，却让王亚平的精神升华了。

换一种说法是王亚平的心灵被金钱炮弹腐蚀的更深了。

回到学校，王亚平差不多是把杨锐的事儿当成自己的办了。

只是过了两天的时间，毛启明的学生会申请就被通过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学生会宣传部干事。

同时，王亚平还自做介绍人，推荐毛启明入党。

毛启明惊喜万分，更是对杨锐万分感谢。

在1984年，入党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大事，特别是对大学生更是如此。

普通工人和事业单位的职工，是否入党并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，能不能提干，能不能升官，多数还看领导的决定。

但在大学里，大学生的未来差不多都掌握在毕业分配这一环上。

分配的好就好，分配的差就差，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决定。

从2015年倒走30年，大多数人都很难挣脱当年分配给自己的命运。

留校或分配做大学老师的学生，多数继续做了大学老师；分配做记者或编辑的学生，多数继续留在了报社或杂志社；分配到部委的学生，多数继续留在了部委；分配到国企的学生，多数继续留在了国企；分配在北京的学生，多数继续留在了北京；分配到县乡的学生，多数继续留在了县乡。

从一个城市调工作到另一个城市，从一份工作调到另一份工作，比下海创业还要难，而下海创业的成功系数，比升官发财还要低。

大学生入党对毕业分配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

从小处说，在大学入党的学生的党龄变长了，有利于资历的积累，从大处说，大学期间入党的学生获得了竞争优势，譬如后世的公务员考试的要求那样，有的岗位要求硕士生，有的岗位要求基层经验，有的岗位又要求党员，什么都不要求的岗位，往往是数千比一的数据来源，而要求越多的岗位，能够竞争的人就更少，这些岗位还往往更好。

对80年代的北大学生来说，毕业以前入党，铁定进入极好的党政机构工作，使劲跳一跳，如******办公厅这样的机构都能够触碰到。

毛启明是个甘于“庸俗”的学生，他的梦想就是分配一份好工作，做个大官儿，和古代的进士官儿也没什么两样。

杨锐用自己的资源给了毛启明这样一个平台，毛启明说是感激涕零都不为过。

接下来几天，毛启明恨不得把洗脚水都给杨锐打来，反而让杨锐自己很不好意思，不得不挡着毛启明说：“我本来就要找王亚平办事，说一下你的事，本来就是举手之劳，你用不着再谢我了，咱们都是同学，毕业了以后也是同学，互相帮忙本来就是应该的。”

“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了。”毛启明坚持道：“你找王亚平办事，带不带我都是一样的，你带了我，开了口，就是帮了我，同学归同学，感谢归感谢。”

“你这样子让我以后怎么和其他同学相处……”杨锐好说歹说，才将毛启明的感谢动作给压了下来。

事实上，这事对他本来就是举手之劳，两个男人一起吃饭容易冷场，杨锐自己又嘴馋，可以说，除了叫车需要打个电话意外，北京饭店的花销确实只是杨锐的饭钱。

就算没有宴请王亚平的事，杨锐有时候也会找家好饭店吃饭，花销少不到哪里去。

甚至连捷利康派出的车辆，也不费杨锐丝毫的成本，华锐公司是天津捷利康的股东之一，天津捷利康派出的皇冠，本来就有杨锐的一份。与他的分红相比，这些公司福利连毛毛雨都不算。

王亚平倒是通过毛启明，和杨锐加强了联系。

他本人以前也没有怎么接触过学校的项目申请委员会，但作为学生会主席，王亚平的活动和接触范围比普通老师都要广。

一个星期不到，王亚平就约到了多位审核老师，带着杨锐分别拜会他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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